策划人语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元代文学家舒頔所作小令《小重山 端午》，描绘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温馨画面。与家人共度，也是每个节日最幸福的事。又是一年端午时，情浓粽飘香，思古怀亲话端阳……
北京不是粽子的故乡。
二十多年以前，每逢端午前后，商店里才陆陆续续摆上一些粽子，且只有两种口味：小枣和红豆沙。我尤其不喜欢北京的小枣粽子，选用的枣子本来就不好吃，包裹在黏米中煮熟，只剩下一个枣核和又厚又硬的枣皮，肉儿没有多少，而且奇酸无比，对于馋嘴小孩儿来说，吃个小枣粽子，简直是不幸的事。剥开粽子，粘得满手黏黏糊糊，更是一场噩梦。
除却端午，想吃粽子，更是一件难事。好在我家附近市场里，有一家制作年糕的小贩，兼做一些粽子。当时所谓市场，没有固定场所，沿着一条胡同，两旁摆满小摊，就是一个市场。上午开市，下午关停。市场里的年糕，无非是用黏米堆砌的大方砖。但在当时，也好过又酸又要吐核的小枣粽子。每当父母带着我在市场采购完，走到他家门前，总要来一个。店家替我拨开，用两只筷子扎上去，在白糖盘子中一滚，我就举着这只“粽子”一路吃到家。
见到真正的粽子，要等三姨回来。
每年端午前，远嫁上海的三姨总会回一趟娘家。提着四五个巨大包裹，从北京站下车，雇一辆三轮“排子车”，回到青砖堆砌的老胡同深处的家。这几个巨大包裹里，有大白兔奶糖，给我们小孩儿抹嘴儿；有上海最新款的布料，给姥姥做衣服；还有一包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南方粽叶。
行李收拾停当，三姨就开始包粽子。
三姨说，在南方，我们想吃粽子时，就包粽子吃，不用非在端午。就像在北京，想吃饺子时，就包上几盖帘的饺子，不用专等过年。
三姨说，上海的粽子，种类可多了。有花花绿绿豆子的，有无核蜜枣的，有咸蛋黄的，甚至还有肉馅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没有几个人听说过肉馅粽子。
说话间，三姨用大盆，把粽叶泡好，把江米淘洗干净，准备了一盘大枣，一盘豆沙馅，一盘腌制好的五花肉，还有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棉线。
三姨拿起粽叶，在左手掌心打一个圈，做成漏斗形状，将斗底封住。右手抓起一把江米，塞到“漏斗”里面，只塞一半，就在漏斗中心放入馅料，然后再用江米封住。最后，她将手中甩出的长粽叶另一端盖在漏斗上面，左右手腾挪，顺势将多余粽叶包裹在粽子两侧，再用彩色棉线扎实。不同馅料用不同颜色棉线标记，煮在一起也能分清自己想要吃的那一个。
“三姨，你包粽子怎么这么麻利？比我剥开一个还省事？”
“包的多啦呀，就像你爸妈包饺子，不一会儿就包好一盖帘。”
“你在哪里学的包粽子呀？”
“跟你表哥他奶奶学的，老上海人包粽子可讲究呢。”
“三姨，上海在哪儿呀？44路车好像没有这一站呀。”
“上海远着呢，从北京站上火车，要坐一天一宿呢。”
“那你怎么住的那么远呢？”
……
不一会儿，一大盆粽子包好了。三姨把它们摆放在锅里压实，大火煮开，小火咕嘟，几个小时后，煮熟的粽子放在水盆里过水清洗，粽叶干净不粘手，吃起来也爽口不烫嘴。三姨拣两个五花肉粽子，剥好放在碗里，一个端给姥姥，一个给我。
第一次吃肉馅粽子，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的味道。肉馅粽子有油水，剥粽子叶不太会粘手，咬下一大口，一半儿是喷香软和的黏米饭，一半儿是大块入味儿的五花肉，其中又夹杂着粽叶的清香；南方大枣粽子也和小枣大不相同，枣核不大，但是枣肉很多，没有一丁点儿酸味儿。
住不上个把月，三姨就又收拾行李，准备回南方了。
临行前一周，妈妈陪她逛遍了东风市场、百货大楼、人民市场，买上几件衣服。后来我才知道，三姨在上海的家，就在西藏路，离南京路一步之遥，但从没在南京路买过一件衣服，也没有逛过淮海路。
北京、上海之间修通了高铁，三姨也从没坐过一次。一来是为省钱；二来，更重要的是，她不认识从西藏路去虹桥的路，也不熟悉北京高铁站到胡同里的路。
一个人的根在哪里，就是飘的再远，根还在那里。三姨的根，就在青砖砌墙的老胡同里。
今年还没到端午，姥姥就卧床不起了。送去医院时，妈妈给三姨打电话，让她赶紧回家。当时表哥表嫂都不在家里，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三姨不会买高铁票，也从没去过机场，只能焦急地排长队买普快列车的车票。
普快列车，夕发朝至。从妈妈打电话给三姨，到她下车赶往医院，其实也不过短短十几个小时，三姨最终也没见到姥姥最后一面。
拎着行李，三姨回到胡同里的家，仍旧少不了一包粽叶。
仍旧是淘米、泡粽叶、包粽子，五彩的棉线、好几盘子备料……
三姨还是剥开一个五花肉粽子，放在碗里，却摆在了照片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