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既可为善，也能为恶。典型如金融杠杆，关键在合适的度。

　　对金融的双面性，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指出，“货币和银行是人造的制度，是创新、繁荣和物质进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滋生贪婪、腐败和危机的温床。不论是好是坏，它们都必然对人类的福祉造成实质性影响”。

　　金融源于以金融工具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是为善。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指出，金融(Finance)源自于拉丁语中一个词，其意义就是“目标”。“金融所要服务的目标都源自民众，这些目标反映了我们每一个职业上的抱负、家庭生活中的希望、生意当中的雄心、文化发展中的诉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金融本身并不包含一个特定的目标。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金融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最基础的关系。”

　　默文·金肯定货币和银行的作用，“将人类从迟滞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且促使充满活力的市场开始运作，使得人们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也就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银行存款、结算服务，人人都需要，贷款服务，也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或扩大生产之不可少的工具。

　　迈恩和苏非在《房债》中提到，美国堪萨斯城常有龙卷风，房主大多会买房屋保险，尽管保险的赔付“不足以完全弥补房屋损失，但可以确保一个家庭在绝望时刻能够重建生活。保险可以保护人民——这是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功能之一”。

　　达利奥在《原则》中写他帮助鸡肉生产商利用谷物期货和豆粕期货的组合锁定成本，向麦当劳提出鸡肉的固定报价，使麦当劳和鸡肉生产商都降低自身价格的风险，这是借助衍生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好例子。

　　不过，金融这一工具，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目标而生，换个词也就是欲望。金融的善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运用金融工具满足欲望的合理性。金融业本身不可避免的现实目标则是在帮助客户实现目标的时候自己也赚钱。例如居民都希望有良好的居住条件，贷款买房。银行满足这一合理需求是为善，但有人希望超出自己未来收入的能力买太大太好的房子，这一目标就是有问题的，而银行如果因为可收取更高的利率、更多的利息而放纵这一行为，那就接近于“作恶”了。给企业贷款类似，支持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的“善”在授信过度时可能造成产能过剩、企业脆弱性提高，或者盲目投资而导致失败等问题。金融机构“为了赚钱而赚钱”，不仅偏离初心，而且还妨碍民众、社会目标的实现，损害民众利益，金融危机可能将社会拖入苦难，金融机构也会自尝苦果。但盈利能力又是社会对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重要评判指标。金融机构若在同业激进扩张时相对保守、独善其身，又会影响短期业绩，存在不得不从众的“囚徒困境”。社会已经高度金融化了，借助金融投资、资本运作等金融手段“为了赚钱而赚钱”的，并不限于金融机构，个人、非金融企业都有可能，引起的问题和争议也相当多。

　　美国拉娜·弗洛哈尔所著《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批判了美国的过度金融化。不仅金融业有时为了赚钱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伤害，而且连实体企业都金融化了。大宗商品和衍生品市场都突出表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的特点。虽然达利奥讲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积极作用很好，这也是衍生工具被创设出来的本意——提供对冲风险的工具，但它越来越变成对赌未来基础性金融工具价格变动的工具。2000年，实体套期者占石油期货市场的63%，其余为投机者；到了2008年4月，两者的百分比分别变成了29%和71%。虽然投机者是润滑市场的必需，完全没有投机者，想对冲风险者可能找不到对手方，但绝大多数交易都发生在投机者之间，这就是过度。金融机构不再止步于代客交易，而是开始越来越多地自己下场交易了。彭博社2010年的调查发现：虽然银行常常在代客大宗商品交易中损失客户的钱，但同期银行为自己的交易却在获利。完全不需要拥有大宗商品的投行为了控制市场囤积掌控大宗商品，让确实需要它们的公司无法得到它。这抬高了价格，制造了市场波动，最终意味着消费者要支付更多。

　　很多以金融为出发点、拥有MBA学位的经理在与工程师的博弈中胜出成为CEO，造成企业文化中财务指标比产品质量更加重要，他们对制造最好的产品、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以及如何激发制造产品的人的潜能并不真正感兴趣，把雇员、产品生产过程都视作成本，尽一切可能削减成本、合法避税、进行金融交易、提升股价。例如某大汽车厂商发生致人死亡的严重质量事故，就是在成本控制“渗透进了整个企业文化里”，在成本要求下按时完成项目成了首要问题，质量和安全成了次要考量的背景下发生的。

　　控制成本、讲求效益本身没错，比不讲效益、浪费资源强，但丧失了对好产品的热爱，只执著于财务数据，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哈鲁比和切凯提指出，金融业更倾向于向房地产和建筑一类的领域投资。这些领域虽然生产力很低，但能提供更快、更可靠的短期收益（还有经济危机时可以出售、经济快速增长期可以证券化的抵押品），所以金融和房地产业的繁荣总是相伴而生。很多大企业走向产融结合，本来金融是为产业服务、助力产业的，但金融往往喧宾夺主。通用电气首席财务官在2014年说，“我们需要决定自己到底是想成为一家解决世界上最大问题的技术公司，还是一家顺便制造东西的金融公司”。2015年，通用电气宣布剥离大部分金融业务。

　　美国这些问题，有些中国已经存在，有些中国需要防止，从2017年“严监管”以来，密集出台的监管政策正是针对了相关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但市场主体的自利有时过度，还以为这是正确的。正如电影《华尔街》中那句著名台词：“贪婪是好的。”德国前财政部长、现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在《未来必须节制》中指出，“利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我们有着很好的理由，可以将这塑成一种经济制度抑或社会制度的基石。然而，利己一旦过度，便是贪婪，这就十分危险：贪欲会损害乃至摧毁一个合理的制度”。

　　弗洛哈尔认为，“金融系统简直就是在玩炼金术”，指的是金融系统将资金传送到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分，自我循环从中获利，而不是投资到实体企业上。索罗斯有本书《金融炼金术》，阐述他的反身性理论，讲的是成功的投资是一种炼金术，而默文?金在金融危机后写了本书叫《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说的是货币和银行业被称为金融炼金术，将短期安全的存款转化为长期有风险的投资，把不可流动的实体资产转变成可流动的金融资产，人们常把它们看作一种力量的来源，实际上它们是体制中的薄弱环节，一旦转化出了问题、人们对其丧失信心，危机就会出现。他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一种制度的整体失败，就算政策制定者或者银行家当中有极少数人无能且贪婪，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把危机归责于某个人”。

　　金融的问题成因复杂，不仅来源于人性的贪婪和短视，更来自于经济内在的矛盾和失衡，以及以金融这一最方便快捷的手段来解决本不应该由其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使得金融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适当的度。

　　怎么解决金融之恶，使其弃恶扬善，脱虚向实？希勒认为，“如果其运行脱轨，那么金融的力量将颠覆任何试图实现目标的努力，正如过去10年间我们在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它能正常运转，金融就能帮助我们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此观点有道理，但可能还是对金融带来的经济增长寄希望过高。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看来，人们不能为了增长而去追求增长，增长应是一种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的结果。朔伊布勒强调，“我们不应将增长本身作为目标去追求，不应人为地制造增长，进而危险地吹大泡沫”，“节制与适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国家、社会、组织、个人都需要负责任，其中遵守财务纪律，不过度负债是重要的一条。

　　弗洛哈尔认为改革的关键包括改革经济学教育，摆脱金融导向的思维，改革税制。比如，要鼓励长期资本投资；不要鼓励负债，从税前扣除债务利息，而要鼓励储蓄。政府需要在金融等方面加强审慎监管而非放任自流等。

　　默文?金则提出，要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和处置根源性的经济失衡，包括制定落实以提高生产效率（而非刺激需求）为目的的措施、推动服务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恢复浮动汇率制（以减少中、德大量出口，美、英大量进口的失衡）等。

　　解决金融的问题不仅需要正确的经济金融理论、伦理价值观的指导，金融监管的完善，更需要各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配套。例如解决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问题，需要的是合理划分央地事权财权、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阿查里亚等所著《监管华尔街》中研究应如何监管，也慨叹“最适度的监管是一门平衡不可估量的事物对抗不可知的事物的艺术”。如何使金融多为善少为恶、把握合适的度，没有简单的答案，是极为考验各方智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