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本源

　　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到十九大报告中明确金融服务发展的目的、路径方法以及底线，再次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成为2017年经济发展的主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将服务实体经济列为金融工作三项任务之首，实质上是明确了金融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定位。在一段时间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过度繁荣，使人们对金融本质的理解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在一些人看来，金融无所不能，是经济的核心所在，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实体经济繁荣程度和国民富裕水平。基于这种观点，降低金融准入门槛、推动金融要素市场化以及放松监管等，都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金融繁荣，进而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但现实告诉我们，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新世纪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金融业繁荣，并未如愿地带来实体经济同样增长，反而导致金融机构、甚至是实体企业自身的“脱实向虚”，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最终引发严重的资产泡沫和次贷危机，反倒给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同样肯定了金融回归本源的现实意义。他表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金融，反复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但他也进一步表示，金融须回归本性，即回归其本质属性。金融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其不同于财政，不同于慈善，而是基于信用的跨时空资金循环运用。何为信用？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三卷第 25 章引用图克的一段话，阐述“信用”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信任性。即信用是以借贷双方的信任为前提的；二是偿还性。即有借有还，到期归还；三是报偿性。即借用者归还贷款时必须付给所有者一定的报酬。正是这三性决定了金融资金不同于财政资金的特殊性，即其资金不能被白用，而必须基于信任，必须偿还，且必须给予一定报偿。所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必须能回收有回报，且覆盖成本之后可获得平均利润。否则就不可持续。

　　双支柱

　　“双支柱”是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框架。据了解，宏观审慎框架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资本金相适应；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从7个方面约束金融机构，实施逆周期调节。二是将跨境资本金流动纳入MPA。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核心是形成因城施策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郑联盛表示，美国次贷问题逐步升级深化，演化成为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至201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仍未完全消退，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仍未完全正常化。在反思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中，金融监管制度缺陷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大诱因之一。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是缓释监管制度缺陷的重大举措,是保障金融稳定的新机制。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核心是系统性风险的认识、防范和应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首要任务是甄别和认识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上，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经济基本面存在紧密的相关性，往往呈现出非常强的“顺周期性”，即当经济形势向好之时，系统性风险基本无影无踪，但是，当经济形势较差之时，系统性风险更加显著。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 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处在一个经济增长 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经济转型压力在加大，金融风险暴露在加速呈现，系统性风险应对压力在累积，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重要任务。

　　在监管层将宏观审慎管理提上日程之际，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和债券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宗良认为，这既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给我国利率带来较大压力有关，也与我国经济回暖、资金需求回升、利率上行等有关，还与2017年以来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和监管强化等有关。

　　宗良表示，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上行需要客观看待。一方面，短期利率上行是金融体系降杠杆的应有之义，这有利于倒逼金融机构提高资金水平，降低我国金融系统的中长期风险。“降杠杆”政策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把握好合理的度和节奏。另一方面，未来我国货币市场流动性不会过紧。决策层推动金融体系“降杠杆”的初衷是促进金融机构更谨慎经营，遏制影子信贷和金融杠杆的快速扩张，而非人为制造流动性紧张局面，央行未来将通过多种手段投放流动性，银监会等相关部门也将加强政策协调，收益率不具备急升的基础。他进一步表示，宏观审慎管理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区别于仅重视单个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更加注重从宏观经济整体和逆经济周期的角度去观察和调节经济金融运行，其目的在于识别、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稳定。在综合经营已成事实、分业监管相对滞后于金融发展、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已难以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构建意义重大。

　　新周期

　　2017年年初，时任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董事总经理的任泽平提出“新周期”论。他指出，新周期的本质是供给出清新周期，是产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描述的是供给出清进入尾声、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企业盈利改善、资产负债表修复、为新一轮产能扩张蓄积能量的状况。经过长达6年的去产能、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调整，任泽平认为我国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新周期’的确立对宏观政策提出了要求。”任泽平进一步表示。第一，市场已经靠自身力量企稳，经济L形，要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防止再度通过刺激房地产稳增长；第二，市场自发出清证明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第三，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和环保标准提高是新常态，大方向是对的，对公共政策的批评不能带有“洁癖”，中国不应该再回到过去粗放式发展道路，新周期意味着未来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集约式发展的大方向和道路；第四，未来更多地要依靠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去产能”过程中公平对待国企和民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于经济回暖的性质，市场存在不同的声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认为，我国经济依然面临向下回调的压力，因为尚未出现由制造业投资回升带动出现周期上升的情况，但经济下行的空间也在明显收窄。他指出，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在6.5%左右。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将高位回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政治周期，表现在逢2、7的党政换届当年和第二年出现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增长加快的现象，但这一情况自2012年以来并没有再现。原因在于过去基建投资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和大型全国性项目上，在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背景下，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量主要来自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等领域，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市县两级政府，受财政收入和2017年以来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扩张的约束，资金来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冲动受到了制约。二是房地产投资将有所回调。我国房地产销售量和价格有一个3年左右的周期，涨落各18个月左右，房地产投资往往滞后价格半年后也相应起落。随着房地产调控升级和货币收紧，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量在2017年一季度见顶开始回落，并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018年下半年，受到房地产销售的影响，投资也会相应回落。三是企业进入去库存阶段。我国存在 “两年去库存、一年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6年7月份开始的加库存周期在2017年6月左右结束并进入缓慢降库存阶段并持续至2019年年中。四是制造业投资尚不会大幅回升。从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消费、出口、库存等拉动工业生产的终端需求看，制造业投资回升缺乏动力。从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看，2017 年三季度产能利用率仅为76.6%左右，比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83%左右的合理水平。我们测算的制造业资本存量，虽然2012年以来增长幅度逐年下降，但2016年增幅仍高达9%，对应的工业增长速度在7.5%左右。反观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一轮去产能，经过1997年至1999年连续3年制造业投资负增长，制造业资本存量增速大幅减缓，制造业产品市场很快出清。此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一系列改革，制造业投资开始回升，2000年至2007年经济进入快速上升的新周期。

　　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也表示，市场上热议的“经济新周期归来”观点，更像是一波大宗商品的炒作行情，完全违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是“中医疗法”，结果却被市场炒作成了“兴奋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来是解决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缺口问题，结果却被市场炒作成了新版本“4万亿”，认为供给可以无限收缩，导致价格可以无限上涨。

　　防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通过对我国金融安全指数的计算与统计，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表示,我国主要的风险隐患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金融安全状况自2011年以来呈现恶化趋势，需要高度关注；二是我国金融机构稳健性的总体改善是我国金融安全可控的核心保障，但2012年以后我国银行业稳健程度开始下降，银行不良贷款率、坏账率和杠杆率开始上升，稳健性程度开始下降；三是危机以来金融风险的传染性一直处于较高程度，这既体现了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出金融危机冲击下金融机构和市场间关联性的增强；四是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风险总体可控，但2015年后风险开始加大，值得关注。因而我国经济运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这是当前引发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最大源头，自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与发展指数不断下降，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针对我国金融风险易发高发的特点，2017年，中央在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同时，实施监管全面升级，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对此，中国光大集团风险管理与内控部总经理武剑表示，当前形势下，“一行三会”加强金融监管，推进监管全面升级，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和不容动摇的。不要因为金融市场上某些利益集团“哭天喊地”的政策博弈，就对既定方针政策产生怀疑和动摇。

　　但他同时也认为，要对当前复杂敏感的经济形势保持清醒认识，要注意把握监管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速度，使之与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大格局相适应。监管部门应掌握政策火候，金融“降杠杆”和实业“降杠杆”一样，都要避免操之过急，不要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缩表。当前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很多亟待化解的风险，这些风险伴随着业务的发展与演进，并非一朝形成，也不能一朝化解，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采取“慢紧螺丝”的方式，顺势而动，相机而行，防止用力过重而产生“监管出来的风险”。降杠杆必先稳杠杠，要控制增量，稳住存量，新老划断，逐步消化。最近出台的监管政策都是准确、及时的，但实施起来需要预留缓冲地带，防止因处置风险而引发新的风险。

　　他进一步强调，从目前实施情况看，专项整治对症下药，药效快，药力猛，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市场波动。目前，各监管部门开展的专项整治虽侧重点不同，但大多是针对同业业务、投资业务、理财业务等表外业务进行全面排查与整治。本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当前影子银行正在成为危及金融安全的一个因素，必须及时加以整治，但如果各部门在短时间内共同发力，那么政策副作用就会集中显现出来。比如，这其中的委外业务，一直以来业内对委外业务风险都讳莫如深，此次专项整治敢于揭盖子，打板子，有力地遏制了委外风险的蔓延。但随着自查和检查的深入，同业投资、表外理财等资产的流动性以及收益率都受到严重影响，导致资产规模大幅度收缩，金融机构不得不进行业务结构大调整。而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个别机构为了追求规模与利润，不惜铤而走险，转向风险更高的业务领域。由于委外业务规模庞大，其中大部分用于投资债券，这对债市形成较大利空。2016年以来，债市经过了一轮风波，但市场风险并未完全出清，如果此次监管发力过猛，有可能再度引发资本市场动荡，形成新一轮系统性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反而可能让人把市场波动或经济回落归咎于“强监管”政策，这就会给下一步金融改革与发展带来新的障碍。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是2017年的大热风口。9月28日，金融科技第一股众安在线正式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金融科技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黄震认为，金融科技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和发展前景。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市场层面的科技，如加强科技在金融服务、金融交易、金融产品方面的应用，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加大监管层面的科技应用，发展监管科技、风控科技、安全科技等，保障创新的金融活动在安全可控的维度上健康发展，以此来营造一个全面、系统、健康的金融科技生态。

　　为适应行业变化，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杨荣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应首先重视移动端的投入与建设。银行业务的处理和内部办公的移动化使得移动端已经成为银行与客户互动的重要渠道。虽然开发银行自有的原生App是有效且必须的，基于对应平台的场景与技术进行开发与适配，才能更好地接触和维护客户。其次，部署更为敏捷的云技术解决方案。银行可以采取核心业务私有云，非核心业务公有云的做法，来加快在云技术领域的步伐。之所以要采取混合云搭配的方式，主要是源于金融业对客户数据的高度敏感，以及客观的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存在。再次，细分客户群，差异化竞争。针对不同长尾客群的需求，推出对口的产品和服务，使其个性化被规模化满足。国外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直销银行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思路，比如波兰的mBank，将目标客户定位在25～35 岁的年轻人，强化客户最核心的银行交易功能。第四，投资、孵化、收购金融科技企业。对于银行来说，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用好FinTech 企业的技术，并通过外部合作的方式来加速银行自身的数字化改造，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解决思路。 最后，提高线上化的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利用其资源和技术优势，开发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与动态风险监测，向各交易平台输出服务。通过提供多维度的跨平台交易记录等数据报告，帮助银行交叉核验投融资者的资质与潜在风险状况，降低风控成本和提高效率。

　　值得关注的是，监管层叫停ICO之后，社会上有不少人对区块链技术提出质疑，甚至持否定态度。对此，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表示，要将取缔ICO与比特币区分开来，将整治比特币与区块链技术区分开来。我国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并非为了打压区块链技术，而是要遏制各种非法交易，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众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构建技术，区块链技术在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优化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应继续加强跟踪研究和应用。同时，各国货币当局有必要加快研究，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发展，逐步实现法定货币的电子化和数字化，进一步节约社会成本，规范货币交易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使现代金融和经济活动更加便捷、高效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