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治理舞台上，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改进了治理。同时，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未尽事项，也就是还有很多未能完成的改革和规则制定。”在6月14日举行的“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国际金融危机10年后的今天，金融体系中仍存在过多顺周期因素、“大而不能倒”、衍生品发展过度、对“大中小”的区别对待等问题未得到真正解决，与2008年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和政策相比，这10年真正做到的有很大差距。其中部分政策机制存在争议，部分政策想要出台，但却与经济复苏存在一定冲突，因此也在犹豫不决中拖后推出或最终未推出。

　　周小川具体阐释，第一，负反馈机制引入得不够多。在2008年的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存在过多顺周期因素或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在此背景下，全球都希望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执行得不够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他进一步表示，“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比较少，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大家都试图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但仍旧悬而未决。周小川建议，大的金融机构应该增加资本比例，如果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需要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事实上，这两项在国际市场已经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塞浦路斯的危机处理中就成功应用了自救债券的措施；但也存在不成功的案例，比如意大利，它的一个问题在于自救债券发行信息披露不够完善，未充分说明好处和风险，导致投资者购买后出现无法转换的情况。

　　第三，衍生品发展过度，在落实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念方面有较大差距。周小川指出，如“CDO平方”（基础资产是已经发行的CDO证券）等产品，过多脱离市场，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隐含着巨大风险。“金融工具要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他表示，中国在此方面做得比较突出，但就全球来讲，这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比如最近又出现炒作的数字类加密产品，跟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但还是能炒热。”他说道。

　　第四，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弊端。周小川提醒，本轮经济危机中暴露的一个问题是对新兴市场造成的不利冲击，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流动所造成的。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他表示：“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很重视，思想观念都进行了更新，也组织了多轮讨论，但最近我们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阿根廷、土耳其甚至还可能有其他国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

　　第五，全球储蓄率不平衡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周小川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但这个说法至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一轮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储蓄率的变化确实带来很多值得研究的题目。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仅是贸易问题，不仅是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也涉及储蓄率问题。”他说。

　　此外，在房地美和房利美之后，大家始终认为GSE（政府金融机构）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如何解决好对“大中小”金融机构的区别对待，不同的金融机构在监管上如何适应，还未真正得到解决。

　　周小川还强调，当下，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彻底，讨论也不够彻底。比如，大家对于量化宽松、低利率的环境已然形成习惯，今后怎么面临新的挑战。长期的低利率也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后来虽然开始纠正这种现象，但纠正的步伐偏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