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忙春耕，今朝景不同。没有了田埂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如今的春耕时节，在集中连片的标准良田上，有的只是零星几台大型机械设施。对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的许多农民来说，现在的春耕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究竟体现在哪儿？面对变化，农村金融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这些问题，时隔两年，《金融时报》记者再次来到安义县。所到之处，记者无不感受到这片土地所焕发的新生机，而这一切的背后，金融支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产业升级的新形态

　　凌继河与他的绿能公司的发展轨迹或许最能显现出农村、农业、农民的转型变化。

　　2010年，凌继河在安义县成立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传统水稻种植。现在，绿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流转土地2万亩，托管土地5万亩，年加工稻谷40000多吨，创建自有品牌，带领6700户农民致富的农业龙头企业。2017年，凌继河还被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在绿能公司的生产基地，不仅有专业的机械维修中心、稻米烘干车间，还有精制大米加工厂、农民培训学校。在这里，凌继河详细地向记者介绍了其全链条、一站式的农业生产发展理念。可以说，从传统种植转变为集农业开发、水稻种植研究与优质粮食加工于一体的农业综合发展基地，以绿能公司为代表的农业发展新动能、新业态已嫩芽破土。

　　与此同时，市场需求的转变也带来了产品结构的优化。与传统杂交水稻不同，绿能公司的优质稻米种植面积已经达到90%，并且，公司研究中心一直在加大投入，研发更多优质水稻品种。凌继河告诉记者，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安全、口感好的优质稻米支付更高的价格。为此，绿能公司还通过采取科学种养和土地轮作等方式，减少农药化肥使用，推动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双升”。

　　“绿能模式”可以说是安义县农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事实上，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像绿能公司这样的农业龙头企业主动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种养技术的现象，在安义县已经不是新鲜事。政策上的优势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保障。安义县作为江西省乃至全国首批推进确权登记颁证流转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工作的试点县，土地流转为标准化改造和规模经营提供了保障，金融也在“两权”抵押贷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两年来，安义县的标准化农田多了，现代农业园区和果蔬标准园不断涌现，县内以“粮、油、菜、果”为重点的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在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下实现了农村经济整体向好，并持续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农村金融的新变革

　　农业转型升级势必带动农村金融新变化。伴随着安义县农业产业的新变化，金融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传统涉农金融机构在变化中开始自我修正和调整。在成立了专门的三农事业部之后，当地涉农金融机构一方面有重点地积极拓宽涉农担保品范围，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特色种养、“两权”抵押等重点领域创新抵押、信用、保证类信贷产品。安义县农商行行长熊小妹表示，仅绿能公司一家客户，他们就分别采用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机具抵押贷款、惠农信贷通、产业扶贫贷款和普通保证贷款5种形式为其提供农业生产资金。同时，有效运用互联网平台，让科技金融产品成为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金融时报》记者在农行安义县支行了解到，惠农便捷贷就是一款运用惠农卡客户信息和存量贷款客户数据，通过互联网技术提供纯线上服务的金融产品。由于突破了物理空间，因而能够有效提高农民办贷效率，降低贷款成本。

　　非涉农金融机构则打开了新发展思路，开始下沉服务到农村。记者了解到，2018年，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决定在江西省全面恢复县级网点，这是大型银行在江西省退出县域后的首次回归。城市商业银行九江银行在建立全覆盖县级支行的基础上，还仿照传统涉农金融机构，成立了新三农普惠金融部，专门划拨涉农贷款额度，配置专职人员从事乡镇金融业务，并对设定的十大新三农试点县域网点的涉农贷款比重进行独立考核。正如建行安义县支行行长李华全所说的，金融机构中谁能快速响应，有效对接好农村的金融需求，谁就能在农村金融市场占得先机。

　　随着安义县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规模化经营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融资的需求。为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投入，人民银行安义县支行通过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支农再贷款等手段，对辖内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予以奖励。据统计，2017年，全县发放支农再贷款1800万元；今年一季度，全县各项贷款余额125.3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97.5亿元，占比为77.8%。

　　转型路上的新期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农村产业化升级带来的蓝海，尽管金融机构已经在努力调整和改善，但要形成农银互促共赢局面，使之发挥出最大功效，仍需多方合力，责任共担。

　　金融的核心是风控，农村市场同样如此。然而目前大部分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信贷员的人为把控阶段。尽管银监部门已经将法人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4%，然而这种容忍度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放开，不良率高度敏感的情况下，银行对风险的问责力度依旧。各家银行也有相应的尽职不良贷款免责管理办法，却有不少基层信贷人员反映在实际操作中，尽职免责是难以界定的，但不论结果如何，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势必会影响银行整体的放贷积极性。由于信用惩戒制度的限制条件偏高，与农村地区失信人员生产生活需求联系并不密切，容易造成威慑效果“失灵”，银行也只能实施更加严格的风控制度。因此，重抵押、重担保、放款慢让一些金融机构尽管为服务“三农”做了许多工作，却依旧饱受诟病。如何摆脱这一困局，金融机构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针对农村金融市场，国家支持政策不断，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采取奖补和建立风险缓释金等措施，主动供给掌握的信息并分担一部分风险，但这还远远不够。随着农村金融业务持续深入、覆盖面扩大，囊中羞涩的风险缓释可谓是僧多粥少。以安义县为例，作为“两权”抵押试点县，2017年，安义县“两权”抵押贷款发放5946万元，比较地方财政设立的300万元风险缓释金，确实不足以有效实现风险分散。而一旦风险暴露，风险补偿认定难、流程多、耗时长等问题，也让银行心存顾虑。甚至有部分扶贫贷款，因政府过度担保，极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导致贷款农户大量恶意拖欠。对政府部门而言，对弱势产业实现进一步的风险分担和缓释，同时做到推荐过程严格把关，追偿阶段共担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可能是目前金融对政府部门的最大诉求。

　　在采访中，人民银行安义县支行的彭炜向《金融时报》记者表明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支持农业转型升级，不能靠一家单位单打独斗，而是靠社会各界联手，齐心协力推进，形成巨大的合力，但金融机构应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如何在农业经营者、银行、政府三者之间找到结合点，他认为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